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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之家

来源:中国庐山爱情学院    发布时间: 2014-02-10 15:47:28     浏览次数:5490    

 

同性恋指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及性别女同性恋(Transles)跨性别男同性恋(Transgay共计四类族群的总称。为一种性取向,指相同心理性别(或社会性别)英文:Gender,之间的个体产生爱慕情感性吸引性行为的现象。

同性恋是极具争议性的,自由主义者及性解放运动人士形容同性恋为一种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标签。同性恋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性心理障碍,但不被自由主义者认可。由于父权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或者宗教信仰等方面,同性恋被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从古到今一些国家甚至对这一群体产生恐惧排斥乃至憎恶,有中立者不恐惧同性恋,但对其诉求有所批判及质疑,但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仍然是同性恋恐惧症

历史上曾有过接受和压制同性恋的时期,例如古希腊同性恋、古罗马同性恋、古代中国同性恋。部分国家,如北欧、西欧各国及美国数个州,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是增加同性恋的透明度、认同度、及为同性恋提供平等的法律权利,包括婚姻领养、医疗保健等等。

本质主义相信性取向为天然固定(天生即为同性恋)。但酷儿理论认为除了通过个体的自我表述,没有任何客观的手段可以检测出一个人的性取向。因此任何仅基于自我表述的相关自然科学研究均会从根本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且科学不能完全摆脱人们的偏见、所处的文化语境权力结构

不同的宗教,甚至是宗教中不同的教派对待同性恋有着不同的的态度。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的亚伯拉罕诸教天启宗教)反对同性恋。

 

1西洋语源

Karl-Maria Kertbeny创造Homosexual一词

  Karl-Maria Kertbeny创造Homosexual一词

同性恋“homosexual”一词是现代概念。这个单词最早出现在匈牙利作家卡尔·玛丽亚·科尔特贝利(Karl-Maria Kertbeny)的一篇文章中。

历史

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颁布新宪法,对发生男性同性性行为的人判处一到四年的监禁。卡尔·玛丽亚·科尔特贝利撰文抨击并抵制该法令,并首次创出单词“homosexual”,以用来替代当时广泛使用的带有贬义色彩的“pederast”(鸡奸者)一词。卡尔·玛丽亚·科尔特贝利希望他的新词和对这个词的解释能对废除德意志帝国刑事法第175条有所帮助,但该法条仍于1871年通过并施行。60年后,其成为纳粹政府屠杀同性恋的法源

单词“homosexual”直接翻译指“同性的”,来源于希腊语前缀“homo-”(表示“相同的”)和拉丁词根“sex”(表示“性”)。而其他的意指同性恋的词汇,例如“homophilia”和“inversion”已经不再使用。

这个单词后来被德国精神病学家,性精神病态》(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的作者,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 Richard Freiherr von Krafft-Ebing 1840 -1902)和其他的医生接受,并将它作为医学用语使用在病理学诊断方法中。

沿革

沃伦杯(Warren Cup)

  沃伦杯(Warren Cup)

随着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homosexual”开始成为对医学临床研究中被用来指代一种精神疾病的称呼。因为这个缘故,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于1973年将“homosexual”从精神疾病列表里删除之前,“homosexual”一词一直被同性恋者认为是一个带有污蔑性质的词汇。因此,西方同性恋者很少使用“homosexual”这个词来称呼自己以及同性间的性行为。

后来,“gay”这个隐讳语开始流行起来,并受到同性恋者的认同,成为称呼同性恋的一个更得体的一个称呼。英文单字“gay”,本意指“感觉快乐的”,“使人高兴的”,但原始的改意者已不可考。19世纪,妓女开始被戏称为“gay women”,与此同时人们把那些游手好闲花花公子称为“gay”。20世纪初,美国的部分同性恋开始使用“gay”这个词作为自己自身的标签,以区别于在病理临床上被广泛使用的词汇“homosexual”。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同性恋群体强烈要求各个媒体在报道和播放涉及同性恋消息时用“gay”取代“homosexual”,作为回应,“gay”这个词汇开始逐渐被媒体接受和使用。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如直到1989年,美国主流媒体之一的纽约时报才最终接受“gay”这个词用以指称同性恋。

沃伦杯(Warren Cup)上的图案显示,在公元1世纪中叶,一名成年的古罗马男人与年轻男子正在进行肛交,年轻人可能是奴隶。杯子在耶路撒冷附近被发现。

现状

萨福(Sappho)

  萨福(Sappho)

“gay”通常被使用来指称男同性恋,而对于女同性恋,由于受到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影响,则更多使用了“lesbian”来称呼,后者来源于古希腊的一个小岛的名称Lesbos(莱斯博斯岛)。这个小岛位于爱琴海中、土耳其西北部沿岸附近,多石山,是伊奥利亚人的一个重要居住地。公元前7世纪时,莱斯博斯岛以其抒情诗人而闻名。在这些诗人中,最著名的是女同性恋诗人萨福(古希腊文:Σαπφώ;拉丁化:Sappho,约前630或者612~约前592或者560)。“Lesbian”本意指居住在该岛上的人,但自萨福以后,“Lesbian”这个词汇开始有了新的注解。19世纪末,医学界开始使用“lesbian”来指称与萨福有同样性倾向的女性。从那时起,“lesbian”开始包含女性同性恋的含义,并被广泛使用起来。

其他一些称呼同性恋的英文词语,例如“fag”、“faggot”、“homo”和“dyke”等,都是具有贬损意义的称呼同性恋者的代称。称呼性少数社区的单词“queer”(见酷儿理论)本来也是具有贬损意味的词语,但是随着性少数社区内部的使用,这个单词开始受到性少数社区的认同。

2中文语源

中国历史古代,并没有“同性恋”这个称呼,而是使用更为隐讳的词语表达。

沿革

(同志)LGBT

  (同志)LGBT

在现代中文口语中,“同志”一词渐渐演变为社会对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代称及该社群之间的正式称呼(例如“北京同志中心”“中国同志之声”“香港同志电台”等团体),但在其他场合下,该词语的原意不变。也有人使用“同性爱”这一较中立、中性的近义词。此外还有港澳粤语中,吸收英文单词gay后衍生的“基”,用来指代同性恋。但是这个词语通常具有贬损意味。台湾人则因为台语的“假”与“gay”谐音,俗称男同性恋为“假”或“甲”。

其他带有贬损意义的单词还有“玻璃”等。在某些地区的方言中,还把男同性恋者称做“飘飘”。在广东福建地区,也有以结拜兄弟转化而来含有同性恋意味的契兄弟称呼,由于契弟被污名化,结拜兄弟中,年长者称呼年幼者为契细佬。

现状

在女同志族群中,“顶”或“T”指特质倾向于阳刚,或外貌喜欢作男性化/中性化装扮者(“T”来自英文的Tomboy,但“Tomboy”的本义并没有同性恋的意思);“底”或“P”指装扮、行为、气质阴柔的女同志,台湾女同志文化中的顶/底之分,相当于西方的Butch/Femme。“底”这个词在最早是相对于顶而来,用以泛指气质较阴柔者。Uncle指年长的顶。这个词起源于60年代,是女同志用来对长辈的尊称。而“拉子”、“拉拉”或“蕾丝边”这些由Lesbian谐音而来的词汇,最早出现在台湾作家邱妙津的女同志小说鳄鱼手记里,于1990年代开始流行于台湾。

男同志亦有其一套使用的名词与用语。例如台湾同志文化术语里较普遍的用语是“C货”,是由英语“Sissy”及“Nancy”所衍生而来,指气质阴柔的男同志;Macho Queen(金刚芭比)指外貌非常阳刚,身型健壮,但隐约有阴柔特质或动作及想法的男同志。另外如同于女同性恋者的“顶”与“底”,台湾男同恋者一般也分为“攻”(普通亦可称‘哥’)、“受”(亦可称‘弟’)两种角色。但两者主要的差别并不是女性化或男性化的程度,而是保护及依赖两种概念,但一般而言,其区分是不明显且无确实定义的,主要是排斥阴柔气质的男性。

此外,男同志之间也有以身材外型区分对象的隐诲称呼用语。此类用语通常以动物来形容自己或对象的外貌;“猴”指体型外貌上较为阴柔、娇小、瘦削的男性,“狼”指体型精实、外貌阳刚的男性,“熊”指体型高大、壮硕、外貌较粗犷、蓄胡的男性,“猪”则被用来指称体型圆胖的男性、外貌上白净或粗犷皆有,但由于“猪”一词有贬义、以及过度针对批评他人外貌的意味,因此也有另外一种“胖熊”的称呼。

另外,因李安之电影断背山夺得奥斯卡奖,“断背”一词亦成为同性恋之别称。

3身份标识

德集中营中犯人的标志

  德集中营中犯人的标志

倒转的三角形是纳粹在大屠杀时期用于鉴别同性恋囚犯的标志。这个标志后来被同性恋自豪日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用作标志,它也是除彩虹旗以外最流行的同性恋标志。

历史

男同性恋标识

  男同性恋标识

粉红三角形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同性恋权利运动中,活动者选择使用粉红三角形作为运动中的符号的目的在于要大家铬记这个人类互相残害的悲剧。二次大战之前,当时德国法律第一百七十五条中,禁止同性恋的关系存在。阿道夫·希特勒当权之后,他并严加禁止同性之间有着亲嘴、拥抱、同性性幻想、及性行为发生等行为。而在希特勒当权中的1937自1939二年之中,就有大约二万五千人人被希特勒军队控诉以犯了第一百七十五条罪而逮捕,并被关到监狱或是之后的集中营去。而这些的“犯罪者”则必须受到结扎或是去世的下场。在1942年,希特勒更是将第一百七十五条罪的处罚加重至死刑。

沿革

女同性恋标识

  女同性恋标识

同性恋解放组织在七十年代重新采用了粉红三角形为同性恋平权运动的标志,原因为其标志极为大家所认识,并且它唤起了民众对于打压弱势族群及不公平待遇的注意。 在八十年代,同性恋组织将倒三角形符号反转成为正三角形的标志,以象征其一个较积极反击回去的义意。

粉红三角形的用途相似,黑色倒三角形也是由纳粹军队产生的。虽然在旧德国法律第一百七十五条文中并无规范女同性恋的行为,但许多文献显示黑色三角形是用来标示犯人有着“反社会行为”的人。而在纳粹主义中,女人生活重心是在子女,厨房,及信仰上。所以如有任何女人反对生育或是其它“反社会行为”则会被冠上黑色倒三角形。因此如同粉红三角形代表着男同志的历史悲剧,黑三角形则代表着女同性恋的,因此之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使用其为活动标志。

4其他标识

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及同志(LGBT)权益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各种身份标识被创造出来。

彩虹旗

作为代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性少数,又称同志)骄傲和同志社会运动的彩虹旗,有时候又称为骄傲旗或同性恋骄傲旗,在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使用。彩虹旗的多种颜色代表了同志社群的多元性,在同志权利运动中也被用于作为同志骄傲的标志。诞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它在世界广为使用。它由旧金山的艺术家吉尔伯特·贝克(Gilbert Baker)在1978年纪设计。最初的版本因为要适合广泛可用的面料而几经颜色的增减。到2008年,最为普遍的版本有六个不同颜色的条纹——红,橙,黄,绿,蓝和紫。彩虹旗水平飞扬时一般是红色条纹在最顶端,就像自然的彩虹一样。

平权标识

平权标识

  平权标识

平权标志(Equality Symbol),平等权益标志频繁出现在美国人的汽车、服饰和窗花上,它由人权战线(Human Rights Campaign)组织提出,用以象征为性少数人群的平等权益而奋斗。

跨性别骄傲旗帜

跨性别骄傲旗帜

  跨性别骄傲旗帜

跨性别骄傲旗帜(Transgender Pride Flag)于1999年首次出现,由、由一位跨性别女性莫妮卡·赫姆丝(Monica Helms)设计。赫姆丝描述了旗帜的含义:“顶部和底部的条纹是男孩子的传统颜色——浅蓝色。紧邻浅蓝色条纹的是女孩子的传统颜色——粉色。中间的条纹是白色,代表了两性人、跨性别或者认为自己拥有中立或不明确性别的人。这个旗帜的特别之处在于,无论如何悬挂,图案都无顺序错乱之虞,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自信于自己人生中的正确性。”

5身份认同

在当代中国,同性恋不再是不可见、不可谈论的禁忌话题。但对于同性恋者本身,一方面,形成稳定且自信的同性恋自我认同相当困难;另一方面,已有较稳定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者要对外沟通、并公开承认其身份亦不容易。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李银河(2002)做的田野调查也反复表明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困难,她认为造成此认同困境的原因有:同性恋情感与同性恋性行为本身不是问题,但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同却与中国人生活社会环境社会规范和家庭模式存在冲突,且中国文化中缺乏向父母、亲人、朋友主动沟通负面情感、寻求帮助的倾向,同性恋者只能独自面对强烈的内在冲突,孤立无援。中国同性恋研究一书中也写道,同性恋者公开曝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相当不能被接受的事,加之很可能会令自己受到社会的指责、歧视,因此很容易导致心理问题(刘达临鲁龙光, 2004)。

文化背景

同性恋身份认同的研究意义重大:首先最重要的,由于我国大部分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缺失,最终压抑自己的生理与情感本性、顺从社会压力而走进异性恋婚姻,造成严重的“同妻”“同夫”现象,使许多家庭一并受难(赵万智, 2011)。其次,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是一种客观的、性取向平等的研究取向,对每个同性恋者所做的研究(Cass, 1979),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每个同性恋者内心的认同困境,发掘造成同性恋者认同困境的因素是什么,给政策制定者、社会公益组织提出具体建议,以促进社会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同性恋议题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于对男同性恋者的研究,例如李银河(2002)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同性恋亚文化一书,赵万智(2011)与庾泳(2010)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位论文中,都是以男同性恋者为研究对象进行社会调查,女同性恋者完全被忽视。其次,根据女性主义的观点,中国社会中的女同性恋者不仅受到同性恋身份的困扰,她们同样受到来自父权社会的压力,其自我认同难度更大、情况更复杂,因而更具研究价值(李银河, 2005)。[1]

双重边缘

边缘化不仅来自同性恋外部,即使在同性恋人群内部,女同性恋也常常处于被消声和代言的境地——性别和性取向的双重边缘化使女同志的发声更为困难,却也相应的更具反思性和抗争性。

这种的抗争性不仅关乎性少数人群的主体表达和权益诉求,它也关乎现代生活中每一个个体在面对集体文化挟持时可及的思考。

压迫根源

圣经旧约利未记中曾提到“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点成为基督徒反对同性恋的标志之一,又由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西方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排斥同志。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认为,父权(也称男权制,英文:Patriarchy)的婚姻体制要求“同性恋恐惧症”的存在,为了说明这一论点,她提出了“义务异性恋”(obligatory heterosexuality)的概念,即:在父权体制之下,男性这一社会性别身份被人为地建构为“异性恋”的,“同性恋”被人为地认为是不自然的、病态的、女气的、罪恶的,“同性恋”的男性被排挤出“正常”男性的行列,异性恋文化通过种种对“同性恋”的污名化,制造出“恐同”的心理,并通过这一人为制造 的“潜移默化”,异性恋的权力机制被建构到了父系文明主宰的亲缘关系系统中去,由此,塞吉维克认为,“恐同”心理是以异性恋婚姻为纽带的父权制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写道,“对人类天性中同性恋成分的压制,以及,由此推导,对同性恋者的压迫是……用其规则和联系方式压迫了妇女的同一制度的产物。” 也就是说,男性针对男性恐同是厌女的(misogynistic),而且这种情况可能是跨历史的。(塞吉维克表示,“厌女”不单纯表示对女性的轻视,更可能意味着对男性中所谓的”女人气质“,意即对阴柔气质男性的压迫。)这正是最可能产生错误阐释的地方。由于“同性恋”和“恐同”这一对名词在其任何化身之下都是历史构建,由于它们很可能强烈相互关注,采取互联的或相互反映的形式,由于它们的斗争戏码很可能是心灵内部的、制度内部的乃至公共的。所以,有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男性恐同者中的一些人,他们的恐同心理恰恰是压抑自身对同性渴望的结果。——20年前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起恐同仇杀案可作为这一论点的佐证:法官后来的调查发现,恐同的施害者中有一些人就存在潜藏的同性恋欲情结,有罪犯坦承说,他是为了向异性恋男性同伴证明自己的异性恋身份或男性气质进而将同性恋者作为攻击对象。

有些学者提出论点认为性别角色、性别认同与性倾向本身就是社会建构(见父权规范 heteronormativity)。对这些人来说,女性主义是达成人类解放的根本手段(意即,解放女人也解放男人,以及连带其他的社会问题——同性恋双性恋泛性恋跨性别等一并解放)。